“刑事法学名家巡礼”第一期精彩内容回顾 丨 刑事热点问题解析
发布日期:
2020-05-07

作者|刘宪权


 第一期精要回顾

“刑事法学名家巡礼”第一期精彩内容回顾 丨 刑事热点问题解析

刘宪权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上海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上海市一流学科刑法学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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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宪权教授对四个刑事热点问题进行评析:

     1. 拒绝执行防疫措施行为定性

     2. 余某交通肇事案(上诉加刑)

     3. 南医大奸杀案(追诉时效、溯及力)

     4. 对涉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伪批判的回应

 

一、拒绝执行防疫措施行为定性

 

在拒绝执行防疫措施行为定性过程中需厘清三个关系:首先,需厘清各个相关规定之间的关系。拒不执行防疫措施导致不利后果的,应该按照什么罪名认定?2003年两高的司法解释规定:抗拒执行防疫措施,故意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过失的按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2020年“两高两部”发布的意见规定:故意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众安全罪认定,过失的按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认定。刘宪权教授认为:应按照2020年的意见进行认定。其一,不能说发布的部门中因为多了“两部”而使得规定的效力降低;其二,《传染病防治法》在2013年已经修正,2003年司法解释的依据已不存在,应当适用2020年发布的意见。

 

其次,需厘清各个罪名之间的关系。在过失的情况下,针对一般主体,发生在一般场合,按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发生在防疫场合的,按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认定。

 

最后,需厘清故意与过失之间的关系。只有主观上有报复社会的心态、目的,才可能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众安全罪定,而且应排除间接故意。要区别过于自信的过失和放任结果发生的故意,对危害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最低的限度是不否定。故意和过失不是针对行为,而是针对结果,即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什么态度。在抗拒执行防疫措施的行为中,没有也不可能出现间接故意的情形。

 

二、余某交通肇事案

 

在余某交通肇事案中存在实体与程序问题交叉的情况。首先,是对“除检察机关抗诉外,上诉不加刑”的理解。一审检察院量刑建议判三缓四、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两年、二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刘宪权教授认为:二审法院判决不合理,“上诉不加刑”的原意是只有在抗诉与上诉方向相反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例外。当上诉、抗诉的方向一致时,更不应该加刑。

 

其次,是关于交通肇事逃逸后能否认定自首的问题。交通肇事罪是违反交通法规,由于过失导致交通事故。交通法规要求行为人留在现场,交通肇事留在现场算不算自首呢?最高院司法解释规定,留在现场积极抢救的可以认定为自首。这对鼓励犯罪分子停止犯罪,减少损失,节约司法成本都有好处。刘宪权教授认为逃逸后自首的认定也不违背自首制度的原意,完全可以在“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法定刑基础上认定自首。

 

最后,刘宪权教授强调在实体与程序冲突时,实体应服从于程序。

 

 三、南医大奸杀案

 

在南医大奸杀案中,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追诉时效”是实体法问题,还是程序法问题?刘宪权教授认为,追诉时效规定在刑法之中,无疑是实体法问题。实体法解决的是要不要追诉的问题,程序法解决的是怎么追诉的问题。“追诉时效”仍然围绕着对行为要不要追究,所以“追诉时效”应是实体法问题。第二,“溯及力”的问题。无论是79刑法还是97刑法,相关法条均坚持“从旧兼从轻”。刘宪权教授认为,“从旧兼从轻”与“从新兼从轻”不一样,当新旧法律一样时,适用法律的区别就体现出来了,“从旧兼从轻”首先考虑“旧法”。“从旧”体现了罪刑法定的内容,“从轻”体现了有利于被告人的根本精神。在追诉时效的问题中也应坚持“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97刑法第12条中“本法”的理解,不仅应是97刑法,而是整个刑法,包括79刑法和97刑法。

 

其次要说明理论上该案走向的三种可能:第一,不追诉,因为已过28年。第二,追诉,按79刑法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第三,追诉,按97刑法不用报,从立案开始有关追诉时效的计算就停止了。

 

再次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追诉时效”的立法意义。时效有两种:追诉时效和行刑时效,我国目前没有行刑时效。两种时效从根本上解决以下问题:节约司法成本、适用刑法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预防再犯罪、司法力量有限应把目光放在现行犯罪刑事责任的追究上。第二,新旧法律在追诉时效的规定中的区别:97刑法第88条(立案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和79刑法第77条(立案后,没有采取强制措施的,追诉时效仍在计算)的区别。终止追诉期限计算,97刑法比79刑法对当事人更为不利。回到本案,案发时间为92年,2020年被发现,只有立案、没有强制措施。对此,刘宪权教授认为,在“从旧兼从轻”角度适用79刑法没有任何问题。第三,涉及跨法犯追诉时效的刑法适用问题。行为发生时79刑法生效,被发现时97刑法生效。97年最高法对跨法犯进行了司法解释,在97年9月30日之前,未过追诉时效的,在新刑法实施后,适用新刑法。刘宪权教授认为97年的司法解释不合理,与刑法第12条从旧兼从轻的原则相违背,对当事人不利,且有司法适用的困境。第四,对兜底条款的正确理解。若是以“不判不足以平民愤”为理由,报最高检核准而追究的话,“追诉时效”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在其他国家的追诉时效规定中,除德国和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外,大部分均没有兜底条款的规定。

 

四、对涉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伪批判的回应

 

对涉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伪批判的回应。人工智能有研究的意义,只有真的理解人工智能、了解法理,再提出质疑才有意义。人工智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每一次革命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改变,人的观念也在发展。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刘宪权教授将人工智能时代分为:普通人工智能时代、弱人工智能时代和强人工智能时代。弱人工智能有深度学习能力,与强人工智能界分在于能否独立实施有意识、有意志的行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整体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本质特征:其一,从机器到人的发展过程,机器因素逐步减弱,人的因素逐步加强;其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是从替代人的手和脚到逐步替代人的大脑甚至超越人类智能的过程。机器人具有人才具有的智能,智能又与人的意识和意志紧密相关,而意识、意志又与人的辨认控制能力息息相关,因此,无论在什么时期,人工智能都会对刑事责任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人工智能怎么可能和刑事责任没有关系呢?不要说人工智能超越人类,哪怕没有超越人类,也应该规定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强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前就需要早做准备、未雨绸缪,以免强人工智能到来后人类被强人工智能立法而不会轮到人类进行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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